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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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不断扩张，不仅影响着喜马拉雅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英属印度地区产生了挤压，也对英国人通过喜马拉雅地区开展印藏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

进入18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尼泊尔之间就边境问题多次交涉，但“廊尔喀人对英国官员表现出好斗和不屈服一面”，公司管理层认为“现在边界必须一次性确定，即使是冒着得罪加德满都的危险”。

(一)英尼战争的进程

1813年起，公司和尼泊尔方面在东、西两段边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终于在1814年3年月间，英国方面派出由17人组成的步兵连占领双方争议的布特瓦尔和苏拉吉地区，尼泊尔方面袭击警察哨所并打死18名英国士兵。

此时正值雨季，东印度公司并没有立即发动战争，而是在书面函询尼泊尔后于10月19日向德拉顿方向的尼军发动袭击，战争爆发。英尼双方在东西边境7个地区发动了规模不等的战争，1815年5月21日，尼泊尔方面宣布投降，双方经历了长达10个月拉锯式的谈判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816年2月，双方战事再起，英军以奥奇特罗尼为总司令，派大军直插加.德满都，并攻下加德满都南部的马克万普尔和哈瑞帕普尔,尼方宜布投降，双方签订《萨高利条约》。

(二)清廷的因应

在战争期间，尼泊尔曾多次向清廷求援。在战争初期，尼泊尔以“披楞王子派人探听到陆，欲将唐古忒扫除，把占地方,然后再往内地闹事”为由“恳求赏..金银各物，以资争战”，但驻藏大臣以尼泊尔“妄行捏稟，意图挟持，狡诈已极”向嘉庆帝禀报后，

嘉庆帝充分肯定了驻藏大臣“驳斥”的做法并指示驻藏大臣以“天朝一视同仁，从无因外藩被兵赏赐金银之事，即使以金银赏助，仍须尔国自为备御....尔国为天朝固守藩篱，即所以自固藩篱，无庸多为冒渎”之名对尼泊尔进行驳谕。

在1815年初战争第一阶段行将结束时，尼泊尔方面再次向清廷求援:“我国兵目風多，只是缺少口粮，恳求转走大皇帝赏给金银”。

驻藏大臣对尼泊尔的请求严行驳斥并向嘉庆帝进行禀报,嘉庆帝充分肯定了驻藏大臣的做法以后，再次指示驻藏大臣要以“天朝抚驭外藩，从无赏给饷银令与邻国构兵之理，即如缅甸与暹罗同为天朝属国，从前屡有争战之事,彼时大皇帝从未偏助。

今尔等彼此相争，事同一律”之名檄谕尼泊尔国王。嘉庆二十年三月十六日，驻藏大臣喜明、珂实克收到尼泊尔国王来禀，希望清廷能“敕谕披楞各守边界，不必滋事之救书”。

在1815年英尼双方第一次和谈期间，尼泊尔考虑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清廷的忌惮便以属国的名义再次求助驻藏大臣,希冀英国人能考虑到其为清廷属国的身份而在和谈中获利。

嘉庆二十年四月初三日，尼泊尔国王再次向驻藏大臣求援:“恳求大皇帝施恩救援”,嘉庆帝认为喜明和珂实克对尼泊尔国王来禀中悖谬之言的檄谕语气不够“义正言辞”，并指示要“密探廓尔喀与披楞近来相持情形”。

在第一次和谈的末期，对于和谈中“披楞之人令其(尼泊尔)将唐古忒路径并走哲孟雄山路让出，并令其投诚”、“若投诚披楞，即不容与天朝进贡”的内容向驻藏大臣进行禀报，并恳求“汉番兵丁安驻边外，以壮声势，并祈奏请赏赐敕旨与披楞头人，将所占该国地方退还”。

对于尼泊尔人的不恭敬，嘉庆帝大发雷霆，并指示驻藏大臣檄谕尼泊尔国王:“(尼泊尔)久经投诚，即为天朝臣.......尔国与披楞或战或和，即或竞投诚披楞，天朝总置之不问，但届至贡期，仍当按例进贡，倘至期不来，即当奏闻大皇帝发兵进剿，彼时尔国追悔何及”。

1816年3月4日英尼双方签订《萨高利条约》后，赛冲阿奉旨入藏。尼方获知了赛冲阿率大军赴藏的情报,误以为赛冲阿率大军赴藏为援助尼泊尔抗击英军。而赛冲阿到藏之后旋即向尼泊尔、英国方面进行檄谕，着实让尼泊尔方面误以为赛冲阿来藏确实为介入英尼双方的冲突而来。

当然，尼方的算盘不止于此:尼方更多地是想以“中国未批准”为由不履行《萨高利条约》，凭借中国的影响力一方面撤回英国驻加德满都的代表，另一方面恢复失去的领土。

所幸，嘉庆帝及时制止了赛冲阿的莽撞举动，指示赛冲阿“命汝带兵至藏，总为严防边界，断勿协助廓尔喀”。因此，赛冲阿在此后的处理中，就基本上以不再过多卷入英尼冲突为主。

根据英方要求需要在加德满都和加尔各答各派代表一名，尼泊尔方面对“披楞之人来在阳布居住”一事颇有微词并要求清廷能出面调解，希望能“施恩驱逐”。而英方对驻藏大臣的解释却是“彼此交质”，驻藏大臣赛冲阿、喜明、珂实克则以“不便代尔驱逐披楞也”"加以拒绝。

从以上内容来看，清廷似乎对尼泊尔这一属国态度过于冷淡，甚至可以说是异常苛刻，但是从嘉庆帝与驻藏大臣之间的奏折往来情况来看，由于尼泊尔在战争初期就以“披楞王子派人探听到陆，欲将唐古术扫除，把占地方，然后再往内地闹事”为由向清廷禀报，清廷上下对尼泊尔夸大其词、多次求赏的态度很是反感，以为尼泊尔方面“狡诈”。

但从君臣之间的奏折来看，对尼泊尔这一属国近似苛刻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算是一种策略,实施这种策略-方面是由于朝廷上下对尼泊尔的反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怕清廷过多地牵涉到战争中去，损耗国帑，所以在对驻藏大臣的多次指示中。

嘉庆帝多次指示一定要把战争限定在“蛮触相争”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嘉庆二十一年赛冲阿在这一事件上的葬撞行事意图卷入到战争中去，嘉庆帝不仅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擠去了驻藏众大臣的顶戴花翎，可见嘉庆帝对涉入战争的恐惧与愤怒。

如果说在英尼战争中清廷的策略遵循着不牵涉“蛮触相争”这一原则来进行也不尽然。在战争进行的2年时间里，清廷还是基本沿用了朝贡体系的一般思维和逻辑来处理与尼泊尔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听到尼泊尔即将亡国之时，嘉庆帝指示众大臣“又或廓尔喀逼于披楞，该王子弃其国都，遁逃觅活来至唐古忒边界，叩关求納，亦情事之所有。该国王投顺年久，若值流离之际，天朝拒其来归，致在边界之间横遭戕害，亦属不成事体。

其时赛冲阿等即当准其投入，择地安捕..彼时披楞如闻该王欲已投入天朝，不敢致问则已，若遣使前来求索，即当谕以廓尔喀前经臣顺，今该王子失地来归，业已奏闻大皇帝将伊择地安插，断无将该王子交付尔国之理”，“天朝拒其(尼泊尔国王)来归，致在边界之间横遭戕害，殊失字小之义”，因此，从这两点来看，清廷与尼泊尔之间的关系还是符合朝贡关系的一般原则的。

结言

不管是在责任上还是在道义上,清廷还是担负起对尼泊尔的朝贡责任。只不过，在具体的策略上,嘉庆帝担心其招来麻烦，指示驻藏大臣“惟当密存于心，所有文武员弁，不可使一人知之”。